一句没提钱先生，却就是在说钱先生以及他的上级，那位尴尬地笑了笑说：“组织内部的僵化和教条，确实会害死人的。以后一定要加强思想的解放工作...”

    赵振国赶紧岔开话题，连声说自己也没帮上什么忙，都是大家配合得好。

    老人换了个话题，“你在港岛待了这么久，你觉得‘港人治港’这件事，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？”

    赵振国：......

    他想起那些他曾经在新闻里见过的画面，旺角的冲突、金钟的帐篷、被煽动起来的年轻学生举着英文标语站在镜头前面，喊着他们自己都不完全理解的口号。

    那些画面跟眼前这间暖黄灯光的书房隔了一层厚厚的岁月，但他闭上眼睛就能看见。

    赵振国开口了，声音很平，但底下有一层很实在的东西，“‘港人治港’这个原则写进了基本法，不会变，也不该变。但‘治’的人是谁、怎么治、用什么来治，这块地他得先站得稳，才能走得远。

    教育的根如果不扎稳，以后会出大问题。从小学开始，语文、历史、品德这几门课的标准必须跟内地统一。

    现在那边的小学教材里，关于近代史的讲法有不少跟真实情况对不上的地方。

    孩子从小听的是那套东西，长大了三观就偏了。三观没有长正，再好的法律条文也管不住。”

    老人手指在桌沿上慢慢叩了两下。

    王新军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教材这个问题，确实是个死角。”

    周振邦也点了点头：“我了解到，一些港岛年轻人，对国家历史的认知很不完整，有些甚至是被误导的。”

    赵振国继续说：“小学是最关键的时间窗口，孩子那会儿对世界的认知刚开了一道缝，教什么就信什么。

    过了这个窗口，到了中学大学，三观已经成型了，再想调整就得花十倍的力气。六处在港岛布局了那么多人，这些年一直在做渗透的事。法院、金融、媒体、教育，每一个领域都有人在活动。

    法院那边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手了，金融那边也挡回去了，但教育领域是最隐蔽、最难被发现的，因为它的影响不是三年五年能看到的，要等一代人成长起来才能看出来。”

    老人望着窗外的冬夜，手指在桌沿上停住了。书房里安静了大约半分钟，只有暖气片轻微的嘶嘶声填充着这片沉默。

    然后老人开口了，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：

    “你说的那个教育领域的渗透，我隐隐约约也有些感觉。六处那些人不是一时半会儿布下的局，是十几年、二十几年在做的功夫。法院和金融我们能盯住，教育那边的线埋在暗处，要清理确实没那么容易。”

    老人转过头来看着赵振国：“你这家伙，又有什么鬼主意了？”

    赵振国摸摸鼻子，“额，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从教材入手，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切入点。教材的审查权要收归龙国有关部门，统一标准，统一内容。港岛那边的教育体系有它自己的特点，但国家认同和近代史这两块，不能有含糊的空间。”

    老人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你说得对，有些根现在不扎稳，以后要补的洞就太大了。”

    赵振国没有再说下去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感觉到茶水的温度隔着杯壁传到指腹上，暖洋洋的。

    窗外的京城冬夜在红砖楼的窗外安静地铺展开来，远处偶尔有烟花升空的闷响穿过厚重的窗玻璃透进来，断断续续的。

    老人换了一个话题。他靠在书桌边上，目光从赵振国身上移开，落在窗外的夜色里。

    “还有一件事，本来不该在今天说，但你在场，正好一起听。”他转向那位，“你来说吧。”

    那位坐在椅子上直了一下腰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认真。

    “龙国第一艘航母，大概今年下半年就要下水了。王新文同志的飞行大队被选为首批上舰起降的部队。”

    赵振国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住了。

    他看了看王新文的脸，那张被京城冬夜暖光照着的脸上有一层很薄的笑意，但底下压着另一种东西。

    上舰起降，国内没有任何人练过。所有的资料都是照片和文字，录像带只有几段国外电视台拍的远距离画面，看不清细节。

    实验就是提着脑袋的事，飞出去之后能不能落下来，只有到了那天才知道。

    书房里安静了几拍。王新军坐在旁边没有插嘴，但他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微微握紧了。

    周振邦端着茶杯看了一眼王新文，又低头喝了一口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老人站在书桌旁边，目光落在王新文身上，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很沉的、很久以前就习惯了的沉重。

    赵振国没有沉默太久。他放下茶杯，开口说：

    “就这么莽撞地实验，太危险了。我回头想办法，弄一批丑国海军航母起降的训练录像带和操作手册来。他们是世界上做这件事最久的国家，起降的程序、甲板调度、安全规范、应急预案，这些东西一定有完整的教学资料。拿到之后找专人翻译，组织全队学透，不能拿命去赌。”

    王新文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认真，也有惊讶。

    话题在书房里自然流动了一会儿，不知怎么就落到了科学家待遇上。

    王新军说：“深市那边现在很缺人，尤其是搞技术研究的人才。高校出来的不少，但很多人都出国了，去了就很少回来。

    国内体制内的研究环境确实还有些地方不够到位，待遇跟不上、激励机制也不够灵活。”

    那位也点了点头：“不光是待遇，整个科研体系的重心需要重新调整，让科研人员能够专注于研究，而不是整天为了经费和头衔来回折腾。”

    老人听着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赵振国靠在椅背上，想起候机厅里那个穿灰色呢大衣的于教授。

    赵振国不知道于教授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，但他知道以国内九十年代初的科研人员待遇标准，那个数字不会太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