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3年7月13日，清晨。

    北平，王府井大街，刚下过一场急雨的街道上还透着几分闷热的潮气。

    天刚蒙蒙亮，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没卸下门板，只有几个卖豆汁儿、焦圈的早点摊子支起了篷布，热气腾腾的早点在晨光中袅袅升起。

    “号外！号外！抗日同盟军塞外大捷！”

    “号外！吉鸿昌将军血战多伦，斩寇千余！同盟军连克康保、宝昌、沽源、多伦四城！”

    “号外！九一八以来，我军首克收复失地！中国军队之光！中华民族之魂！”

    几名背着巨大帆布包的报童，比任何时候都欢快，他们挥舞着手中散发着浓烈油墨香气的《大公报》、《牡丹报》和《申报》的号外，扯着清脆、响亮的嗓子，沿着大街小巷一路狂奔、一路嘶吼。

    “小兄弟！给我来一张！快！”

    一个正端着大碗喝豆汁的穿着长衫的中年教书先生，听到“首克收复失地”这四个字，端着碗的手猛地一哆嗦，味道正宗到外地人不适应的豆汁撒了一地，都顾不上了。

    他甚至连零钱都顾不上找，激动的一把从报童手里抢过那张报纸。

    教书先生激动、紧张地看向报纸头版上那行硕大无比、加粗加黑的标题——《察东大捷！多伦等四县光复！》，他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嘴唇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。

    “我的老天爷啊，光复了…真的光复了！同盟军竟然打赢了啊！”

    看完报纸上的内容后，教书先生猛地站起身，手里的报纸已经被他攥得变了形。

    他仰起头，顾不得周围人诧异的目光，竟然如同疯子一般在街头放声大哭起来：“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啊！天不亡我中国，天不亡我中华民族啊！”

    “抗日同盟军打赢了！他们从东洋鬼子的手里，把丢失的国土抢回来了！”

    “中国不会亡！中华民族的存亡有救了，咱们的骨气没亡啊！”

    随着这名教书先生的哭声，周边的人群逐渐清楚发生了什么。

    早点摊的老板连早点都不顾上做了，慌忙抓起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，凑到了教书先生旁边打听报纸上具体写了什么。

    这时，也有激动的食客冲到街上，逢人便喊——赢了，打赢了！我们中国军队不全是孬种！

    消息传开后，卖黄包车的车夫连自己的车都顾不上管了，兴奋地凑上前打听具体的细节。

    那些住在胡同里的街坊邻居，即便是宅门里的有钱人，在听说了这个消息后，也纷纷推开大门，涌上街头庆祝。

    不到半个时辰，整个北平城，四处可见庆祝的人群。

    太难了！太不容易了！

    这么多年了，受了那么多的屈辱，已经让社会各界对国家、政府和军队失去了信任。

    好不容易出了个刘庭帅，可因为种种原因，也让他们好不容易热起来的血，也逐渐凉了下去。

    可如今，名不经传的抗日同盟军，竟然一口气收复了四个县城啊！

    不仅是北平，在天津、在上海、在武汉、在广州…在中华大地的每一座城市，多伦光复的消息，在一张张连夜赶印的报纸中，传遍了整个大江南北。

    这份来之不易的捷报，就像是一场举国震惊的大地震，将这些年来积压在中国老百姓心头的憋屈、屈辱与绝望全部震碎！

    自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，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，听到的全是不抵抗、全是大溃退！

    即便刘庭帅率领的豫军，多次打了胜仗，可依旧是尺地寸土未能收复。

    尤其是堂堂东北军三十万大军，就很短的时间内，就把整个东三省丢了。

    然后，还没过两年，靠近河北的热河也失陷了。

    虽然，刘庭帅再度临危受命，长城抗战也在他的指挥下，打得壮烈。

    但底层的民众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刘挺帅打的好好地，怎么就宣布下野了，战局怎么就突然转入了下风。

    而且，最让民众万念俱随的是，北平军分会竟然在血战几个月后，和日本人签下了丧权辱国、割地求和的《塘沽协定》。

    但在所有国民窒息的黑暗中，在四万万同胞的心头，压着一块名为“亡国灭种”的巨大磨盘，将所有人都压得喘不过气，压得所有人都以为，国家是不是马上就要亡了，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骨，是不是也要跟着断了时。

    就在今天！就在那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《塘沽协定》过去没多久。

    一支连正规军番号都没有、吃不饱穿不暖、甚至被南京方面斥为“破坏抗日大局之叛军”的抗日同盟军！

    一支由溃兵、绺子、关内各地义勇军和东北的老百姓们，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！

    竟然在察哈尔这个贫穷、苦寒之地，用着最原始的大刀和最简陋的装备武器，硬生生地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、伪满军手里，把康保、宝昌、沽源、多伦这四座县城夺了回来。

    这在所有国民看来，这代表了什么？

    这就像是一记耳光，一记狠狠抽在所有投降派和妥协派脸上的一记响亮、痛快的耳光！

    这不仅极大的鼓舞了全国民众，还告诉了全世界——中国人的血还没有冷！中华民族的脊梁骨还硬挺着呢！

    只要敢拼命，小鬼子一样也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一样能被砍成两截！

    北平,一所大学的宿舍里。

    许多学生围着一张报纸，你争我抢。

    “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！”

    “别抢！别抢！别等会撕破了！”

    “多伦…真是多伦！就在察哈尔！还有康保、 宝昌、 沽源！”一个戴眼镜的学生用手指指着报纸上的版画，激动的说道。

    “我老家就是多伦的，这早就被日本人占去了！“

    “呜呜呜，没想到我老家也有光复的一天！”

    这时，一个学生一脸愧疚的说：“没想到啊，冯总司令不仅仅是嘴上还口号，竟然是真的用实际行动在践行！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还有方振武将军，吉鸿昌、薛佳兵等将军...”另一个把那几个名字念了一遍又一遍，像是要把这个可以载入历史书的将军名字，深深地刻进自己的脑袋里。

    “他妈的！这才是军人！这才是咱们中国的军人！”

    这时，站在最旁边的，一个平日里最沉默的学生，忽然把报纸往桌上一拍，霍然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同学们！我们在这儿读什么书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效仿先贤投笔从戎！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些将士们做点什么！”

    眼睛通红，带着泪花的他，激动的说道：“人家连军装都穿不齐，连像样的大炮都没有一门，竟然还拿着大刀跟鬼子拼命，把国土一寸一寸夺回来！”

    “可我们呢？我们还在这儿——竟然还在读书！”

    “国破家不在，国家都没了，我们读书还有什么用！”

    说着说着，已经满脸泪水的他，已经哽咽的说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屋里静了片刻，不知是谁先起的头，几个年轻人抓起纸笔，连夜就要去写传单、写一些宣传的自话和募捐的自话。

    甚至还有些学生，开始在宿舍内翻箱倒柜，把仅有的一点伙食费、几件不舍的穿的旧衣服都掏了出来，说要凑一凑，给前线的将士捐去。

    那一夜，北平城里许多所学校的油灯，都亮到了天明。

    一封封写着“敬赠抗日同盟军将士”的感谢信，一笔笔省下饭钱凑起的铜板，一批批募捐而来的绷带、棉衣，从上从北平学生、民众手里，搜到了前往察哈尔方向的火车。

    而在上海的法租界，震旦大学的校园内。

    当多伦光复的消息传来，整个校园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氛围。

    上千名青年学生自发地冲出教室，他们举着临时赶制的横幅，敲锣打鼓地汇聚在操场上。

    女生们激动得相拥而泣，男生们则将外衣脱下来抛向半空，共同声嘶力竭地高唱着《大刀进行曲》。

    “同学们！同胞们！”

    一名戴着眼镜、充满书卷气的学生领袖，站在花坛上，手持一个简易的铁皮喇叭，声音因为激动而沙哑嘶裂的吼道：“事实证明了！所谓的‘日本帝国不可战胜’，纯粹是懦夫和汉奸用来掩饰自己无能的谎言！”

    他挥舞着手里的报纸，喜极而泣的吼道：“抗日同盟军的将士们，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，证明了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！”

    “我们一定要支持抗日同盟军！我们要上街募捐，为将士们捐款捐物，支援前线的将士们！”

    “反对《塘沽协定》！严惩卖国贼！收复东北失地！”

    学生们的怒吼声，瞬间响彻了整个学校，最后在整个上海滩的上空激荡。

    随后，各行各业的市民也纷纷响应。

    一向逐利的商人们，也纷纷从腰包里掏出了银闪闪的大洋，甚至连弄堂里卖菜的大妈和拉车的车夫们，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积攒了几个月的铜板和角票，塞进了学生们设立的募捐箱里。

    在这一刻，无论是达官显贵，还是引车卖浆之流，他们的心跳，全都与塞外那支风餐露宿的孤军同频共振。

    在这股狂热的民间浪潮之下，文化界的反应才是最强烈的。

    国内各大报纸的笔杆子们，毫不吝啬溢美之词，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，将收复四城的抗日同盟军捧上了神坛。

    《大公报》的记者更是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到了多伦，经过实地采访后，他的稿子被登上了头版头条，刊登了手绘、艺术加工过的版画——吉鸿昌和薛佳兵，赤膊挥舞大刀的，准备将脚下的一名鬼子军官砍头。

    并且，配文十分的热血，富有感染力：【中原多猛将，吉将军、薛将军领兵血战察东，斩寇千余，一扫数年之颓颓死气！中原地区，真乃我中华民族之根，真乃我中国军人之楷模！】

    而居中调动的前敌总司令方振武将军，以及高举抗日大旗的同盟军总司令冯总司令，更是被无数文人墨客誉为“当代岳飞”、“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脊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