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六铺码头的清晨，江风裹着煤烟和鱼腥味扑面而来。

    阿贝在二等舱的硬板床上几乎睁了一夜的眼。倒不是舱房不好——比起三等舱的大通铺，这二等舱四人一间、有门有窗，已是她这辈子住过最体面的地方。只是轮船的汽笛声一夜响了三四回，同舱的两个妇人又絮絮叨叨说了半宿的话，她迷迷糊糊睡过去，梦里全是阿爹躺在病榻上的样子。

    天亮时她被码头的嘈杂声彻底惊醒，翻身坐起来，后脑勺撞在上铺的床板上，疼得她龇牙咧嘴。

    二等舱的船票是那位年轻先生给的。阿贝摸着后脑勺，想起昨日码头上的那一幕，心里头又涌起那股说不清的感觉。

    她摇摇头，不再多想。眼下要紧的是活下去，挣够钱寄回去。

    舱门被人从外头推开，同舱那个穿蓝布衫的中年妇人探进头来：“姑娘，船靠岸了，该下船了。”

    阿贝应了一声，把包袱系紧背好，跟着人流走出舱房。

    踏出船舱的瞬间，她整个人愣住了。

    十六铺码头比她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喧嚣百倍。江面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轮船、驳船、舢板，桅杆和烟囱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像一片铁灰色的森林。码头上到处是人——扛着麻袋的苦力、拎着皮箱的旅客、扯着嗓子吆喝的小贩、举着纸牌接人的伙计。黄包车夫们在人群里穿来穿去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成一片。

    空气中弥漫着煤烟、机油、海腥和各种食物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。远处有尖厉的汽笛声传来，阿贝循声望去，看见一列火车从码头的铁轨上轰隆隆地驶过，车头喷出的白烟在晨光里翻涌。

    她站在船梯上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迈脚。

    “姑娘，别挡道！”身后有人催促。

    阿贝回过神来，赶紧下了船梯，双脚踩在码头的石板地上。脚下的石板被无数双脚磨得锃亮，石缝里嵌着煤渣和烂菜叶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攥紧了包袱的系带，朝码头外走去。

    刚走出几步，就有人凑上来。

    “姑娘，去哪里？坐我的黄包车，便宜！”

    “住店不住店？干净客房，一晚上只要五角钱！”

    “小姐，要向导吗？上海滩我熟得很，一天只要一块钱！”

    阿贝被七八个人团团围住，下意识地退后一步，手已经摸到了腰间的包袱。她在镇上听说过，大城市里专有这种揽客的人，有的看着热情，转头就把人拉到偏僻地方去。

    “不用。”她绷着脸，声音不大但很干脆，“让一让。”

    那些人见她态度冷淡，又看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裳，知道榨不出什么油水，便一哄而散，又去围别的旅客了。

    阿贝松了口气，快步朝码头外走。

    出了十六铺的大门，眼前的景象更是让她瞠目结舌。马路宽阔得能并排走四辆马车，路两边全是三四层的洋楼，楼面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——“大****场”、“永安百货”、“大光明戏院”，一个个金碧辉煌的店招看得她眼花缭乱。马路上跑着一种四个轮子、不用马拉的铁壳车，跑起来轰隆隆地响，比镇上的牛车快上十倍不止。

    后来她才知道，那东西叫汽车。

    阿贝站在马路牙子上，紧紧抱着包袱，像一只误闯入陌生丛林的小兽。周围的人流来来往往，没人多看她一眼，也没人停下来问她要去哪里。

    这种被人潮淹没的感觉，让她生平头一次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孤独。

    可她没时间矫情。

    阿贝定定神，开始沿着马路往前走。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只知道先找到落脚的地方再说。阿娘临行前塞给她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说是镇上绣坊的老板娘给的——上海有一家叫“瑞锦祥”的绣坊，老板姓陈，和镇上的老板娘沾点远亲，或许可以投靠。

    纸条上写的是“法租界霞飞路后面一条弄堂，瑞锦祥绣坊”。

    阿贝不认得路，但她嘴勤快，一路问过去。问路也有讲究，她不敢找那些看起来流里流气的男人，专挑上了年纪的妇人或者铺子里的伙计。这些人大多愿意指路，虽然有时候也听不懂她说的江南土话，但比划比划总能明白。

    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她拐进了一条窄窄的弄堂。

    弄堂两边是密密的石库门房子，晾衣竿从二楼的窗户伸出来，花花绿绿的衣裳在头顶飘来荡去。几个半大孩子在弄堂里追跑打闹，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剥毛豆，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去了。

    阿贝数着门牌号，找到了纸条上写的那家绣坊。

    门面不大，只有一间铺面宽，门口的招牌上写着“瑞锦祥”三个字，油漆已经斑驳了。门半开着，能看见里头挂了些绣品，一个中年妇人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瞌睡。

    阿贝深吸一口气，敲了敲门框。

    妇人一个激灵醒过来，揉着眼睛打量她：“买东西？”

    “不……不是。”阿贝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张纸条，“我是从吴江县来的，镇上李记绣坊的李婶让我来找陈老板。”

    妇人接过纸条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变，上下打量着阿贝。

    “你是李婶什么人？”

    “我在她绣坊做过活。”阿贝老老实实回答，“家里出了事，想来上海讨生活，李婶说陈老板或许能帮忙。”

    妇人把纸条还给她，叹了口气：“你来得不巧，陈老板——就是我男人——上个月刚过世了。这绣坊现在是我一个人在撑着，生意也大不如前，哪里还雇得起人。”

    阿贝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

    “这……这样啊。”她攥紧了包袱的系带，咬了咬下唇，“那打扰了，婶子。”

    “姑娘，”妇人叫住她，犹豫了一下，从柜台下摸出几张钞票，“我这里实在帮不上忙，这几块钱你拿着，好歹能顶几天。”

    阿贝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摇了摇头：“婶子自己也不容易，我怎么能拿您的钱。”

    “拿着吧。”妇人把钱塞到她手里，“都是出来讨生活的女人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，去南市的荐头行看看，那边专门给女人介绍活计，做娘姨、做奶妈、做绣工的都有。”

    阿贝捏着那几张钞票，眼眶有点发酸。她向妇人鞠了一躬，转身出了绣坊。

    荐头行。

    她又多了个去处。

    南市的荐头行比她想象中要大得多。一间临街的大屋子，里头坐满了人——全是女人。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，有穿得齐整的，也有跟她一样灰头土脸的。所有人都挤在长条凳上，眼巴巴地望着柜台后面那个戴眼镜的瘦男人。

    那瘦男人就是荐头行的管事，姓孙。他坐在柜台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本册子，一个个叫号，把人领到后面去问话。

    阿贝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听着周围女人们的议论。

    “今天来了几个雇主？”

    “听说就两家要人，一家要奶妈，一家要灶上的娘姨。”

    “奶妈好啊，工钱高，还能住东家家里。”

    “好什么好？自己的孩子丢在家里吃米汤，跑去奶别人家的孩子，你舍得？”

    阿贝心里盘算着。她会刺绣，能给绣坊做活最好。实在不行，娘姨、灶上的活她也能干。至于奶妈，她还没成亲，自然是做不了的。

    等了大约一个多时辰，终于轮到她了。

    孙管事头也不抬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    “阿贝。”

    “多大了？”

    “十六。”

    “哪里人？”

    “吴江。”

    “会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会刺绣。”阿贝赶紧说，“苏绣、顾绣都会一些，还会做家常菜，洗衣裳、打扫都行。”

    孙管事这才抬头看了她一眼：“有保人吗？”

    阿贝愣了愣：“什么保人？”

    “就是给你作保的人。”孙管事推了推眼镜，“在我们这儿登记找活，得有保人。不然你进了东家的门，手脚不干净怎么办？出了事我们荐头行要担责任的。”

    阿贝愣住了。她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地姑娘，在上海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，上哪儿去找保人？

    “我……我没有。”她如实说道，“但我手脚绝对干净，您可以打听——”

    “没有保人就不好办了。”孙管事合上册子，语气冷淡下来，“不是我不帮你，这是规矩。没有保人，哪个东家敢用你？”

    “能不能通融通融？”

    “通融不了。”孙管事摆摆手，示意她让开，“下一个。”

    阿贝还想再说什么，身后的人已经挤上来了。她被挤到一边，站在墙角，看着那些有保人的女人一个个被领走，心里头又急又凉。

    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

    阿贝从荐头行出来时，口袋里只剩下那位绣坊老板娘给的三块钱，加上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五块，一共八块钱。上海的客栈她问过几家，最便宜的也要五角钱一晚，还不包吃。八块钱撑不了多久。

    她不敢住客栈，便在弄堂里转悠，想找那种“灶披间”——就是石库门房子底层半露在地面下的房间，租金最便宜。

    连问了几家，最便宜的也要一个月六块钱，还得押一付一。

    八块钱连个灶披间都租不起。

    阿贝从最后一家出来时，弄堂里的路灯已经亮了。昏黄的灯光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，泛着幽幽的光。她靠在墙根下，第一次感到了一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。

    远处传来夜排档的吆喝声，葱油饼的香味顺风飘过来。阿贝的肚子咕咕叫了两声，她这才想起来，自己从早上到现在，只吃了一个冷窝窝头。

    她摸出两角钱，在弄堂口的摊子上买了两个葱油饼，蹲在路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。饼很香，葱味十足，但她吃着吃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    在家里的时候，阿娘烙的葱油饼比这个香多了。

    阿贝狠狠抹了把眼泪，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，站起来拍了拍衣裳上的土。

    哭有什么用？哭能把阿爹的药钱哭来吗？

    她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苏州河边。河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火，波光粼粼。河边有一排破旧的棚屋，住着许多从外地来讨生活的人。有人在河边洗衣裳，有人围在一起吃晚饭，孩子们在棚屋间追跑打闹，倒也有几分烟火气。

    阿贝看见一个老妇人在河边洗菜，便走过去问：“阿婆，这边有没有便宜的住处？”

    老妇人抬头看她一眼：“你一个人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去那边看看。”老妇人朝棚屋最里头努了努嘴，“有个姓王的婆子，专门把房子租给做工的女人。通铺，一晚上两角钱。”

    两角钱。

    阿贝道了谢，朝棚屋深处走去。

    王婆子的房子是一间用木板和铁皮搭起来的棚屋，里头黑黢黢的，只有一盏煤油灯。屋子里摆着几张木板床，上面铺着薄薄的稻草和破旧的棉被。已经有五六个女人住在里头，有的已经躺下了，有的坐在床边缝补衣裳。

    王婆子是个五十来岁的干瘦妇人，说话时露出一口黄牙。她收了阿贝两角钱，指了指最里头靠墙的一张空床：“那张，被褥自己想办法。”

    阿贝没有多余的被褥。她把包袱当枕头，和衣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。稻草扎得她浑身发痒，屋顶的铁皮被风吹得哗啦啦响，隔壁棚屋里传来夫妻吵架的声音。

    同屋的女人们陆续都回来了，有的是在工厂做工的，有的是给人家当娘姨的。她们小声聊着天，说的是苏北话、安徽话，南腔北调的，阿贝有的听得懂，有的听不懂。

    她太累了，在嘈杂声里居然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

    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阿贝就被同屋的女人们吵醒了。她们窸窸窣窣地穿衣、洗脸，赶着去上工。阿贝也跟着起来，用棚屋外头接的凉水洗了把脸，然后继续出门找活。

    这一天，她跑了三家绣坊。

    第一家说她年纪太小，不要。第二家让她当场绣了一方帕子，老板看了点点头，但听说她没有保人，又摇了摇头。第三家在闸北，她走了将近两个时辰才找到，结果绣坊已经关门大吉了，门板上贴着招租的纸条。

    傍晚时分，阿贝拖着酸痛的腿回到棚屋区。路过苏州河时，她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下来歇脚，把鞋脱下来看——布鞋底已经磨得快穿了，脚底起了好几个水泡，有一个破了，袜子上洇着淡淡的血迹。

    她咬咬牙，从衣角撕了块布条把脚缠上，重新穿上鞋。

    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。

    阿贝把上海滩的绣坊几乎跑了个遍。有的嫌她没有保人，有的嫌她年纪小，有的让她试绣之后面露欣赏之色，但最终还是摇头——这年头生意不好做，绣坊都在裁人，哪里还会招新人。

    她身上的钱一天天减少。为了省钱，她一天只吃两顿饭，每顿就是一个馒头或者一碗阳春面。棚屋的通铺两角钱一晚，她连这钱都快付不起了。

    第七天傍晚，阿贝从闸北一家绣坊出来时，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钱了。

    她站在马路边上，看着暮色里的上海滩，第一次感到了绝望。

    华灯初上，法租界的霓虹灯开始闪烁，红红绿绿的光映在她脸上。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她面前驶过，车里坐着穿旗袍的太太小姐们，她们的香水味顺着车窗飘出来，和阿贝身上好几天没洗澡的酸臭味混在一起。

    都是一样的人，怎么命就差这么多呢？

    阿贝攥紧了手里最后一块银元，攥得指节发白。

    不能就这么回去。阿爹还等着药钱。阿娘还在家里眼巴巴地盼着她。

    她咬紧牙关，转身朝南市走去。她记得棚屋区附近有一条街，聚集了许多小商贩，或许能找个临时工的活计，哪怕洗一天碗，也能挣几角钱。

    刚走到街口，阿贝就觉得不对劲。

    身后似乎有人跟着。

    她在水乡长大，跟着阿爹学过不少江湖上的门道。走路的时候要留意身后的脚步声，这是阿爹教她的第一课。此刻她脚下的石板路虽然嘈杂，但她能分辨出身后七八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脚步一直在跟着她。

    阿贝不动声色地拐进一条窄弄堂，加快了脚步。

    身后那脚步也加快了。

    她猛地转身，月光下看清了跟来的人——一个瘦高个男人，穿着一身皱巴巴的短打，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。阿贝认得他，这人是棚屋区一带的混子，绰号叫“黄毛”，专门欺负外来讨生活的女人。同屋的几个女工说过，晚上千万别单独走夜路，当心碰上黄毛。

    “小-妹-妹，走这么快干什么？”黄毛嬉皮笑脸地凑上来，“哥哥看你天天早出晚归的，是不是找活干啊？跟哥哥走，哥哥给你介绍个好活计。”

    阿贝冷着脸：“不用，让开。”

    “哟，还挺横。”黄毛嘿嘿笑着，伸出手来摸她的脸，“一个小姑娘家，在外头多可怜。跟哥走吧，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——”

    他的手还没碰到阿贝的脸，阿贝已经动了。

    她左手一把攥住黄毛的手腕，右腿猛地抬起，膝盖狠狠顶在他裆下。这一招她在家时用来对付过镇上骚扰女工的登徒子，百发百中。

    黄毛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弯腰捂裆蹲了下去。

    阿贝没有恋战，转身就跑。她从小在水乡长大，跑惯了田埂和小桥，脚下的速度比寻常姑娘快得多。几个呼吸间她就跑出了弄堂，一头扎进棚屋区，拐了七八个弯才停下来。

    她靠在墙上大口喘着气，胸口剧烈起伏。

    心跳慢慢平复下来后，她才感觉到左脚脚底一阵刺痛。低头一看，跑的时候那只快磨穿的布鞋底终于彻底裂开了，脚底板直接踩在碎石地上，被划了一道口子，正在往外渗血。

    阿贝咬着牙撕了条布把脚缠紧，一瘸一拐地走回了王婆子的棚屋。

    同屋的女人们见她这副样子，都围了上来。

    “阿贝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摔了一跤。”阿贝没说实话，她怕惹麻烦。黄毛这种人背后往往有地头蛇撑腰，她一个外乡人，惹不起。

    “哎呀，脚都破了，快坐下歇歇。”一个叫秀姐的女工把她扶到床上坐下，又从自己的包袱里找出一双旧布鞋递给她，“这双鞋你先穿着，虽然旧了点，好歹没破洞。”

    阿贝接过鞋子，眼眶一热。这几天在棚屋里，这些素不相识的女人帮了她不少——秀姐分过她半个馒头，另一个叫翠娥的女工教她去哪里打水不要钱。大家都是从穷地方出来的，谁也不比谁好过，可还是愿意互相帮衬。

    “谢谢你，秀姐。”阿贝低声说。

    “客气啥。”秀姐叹了口气，“你今天又没找到活？”

    阿贝摇摇头。

    “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阿贝沉默了一会儿，看了看手里仅剩的那一块银元。

    “明天我去闸北的工厂区看看。”她说，“听说纱厂和火柴厂都招女工。虽然工钱少，但不用保人，只要肯卖力气就行。”

    秀姐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拍了拍她的手背：“你自己小心些。工厂不比绣坊，活重，工头也凶，动不动就骂人扣工钱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阿贝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那一夜，她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透过铁皮屋顶的缝隙看着天上的星星。江南老家的星星似乎比这里亮一些，空气里也没有煤烟味。她想阿爹，想阿娘，想那条乌篷船，想老屋院子里那棵枇杷树。

    怀里的玉佩贴着她的心口，依然是温温热热的。

    阿贝把手伸进衣领，攥住那半块玉佩，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阿爹阿娘，我一定会找到活干，一定会挣到钱回来。”

    她翻了个身，把那双秀姐送的旧布鞋紧紧抱在怀里，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睡过去。

    明天，又是新的一天。

    而新的一天，意味着新的希望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的是，在棚屋区隔壁那条街上，黄毛正蹲在墙角，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裆部，一脸怨毒地盯着棚屋区的方向。他身边站着一个叼着烟卷的络腮胡男人，是这一带的地头蛇，人称“胡三爷”。

    “三爷，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娘们儿。”黄毛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还敢踢老子。”

    胡三爷吐出一口烟雾，眯着眼睛看了看棚屋区的方向，把烟头扔在地上碾了碾。

    “急什么。”他冷笑一声，“一个外乡来的黄毛丫头，在上海滩无亲无故，迟早得落到咱们手里。”

    夜色渐深，上海滩的灯火依然璀璨。

    只是那些灯火照不到的角落里，暗流正在悄悄涌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