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凤陛下结束访华行程，回到大唐不过数日，甘露殿与政务院便重新进入了昼夜不息的忙碌状态。

    豫王妃郑丽琬仍住在长安临时人民医院，距离临盆已经没有多少时日。

    医院每日早晚都会派人送来诊察记录，李越嘴上说着不必紧张，每次接过记录时却看得比任何奏章都仔细。

    遇到某项数字略有变化，他还会立刻询问医生，非要确认母子安稳才肯放下。

    可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敢把政务丢开。

    眼下已经到了岁末，各地全年数据与官员考成还有来岁预算，全都挤在这个时候送往长安。

    政务院各处公房灯火通明，连负责洒扫和送水的杂役都比平日多添了两个轮次。

    最忙的自然是统计局与税务总局。

    各部统计署将地方数据按同式表格汇总，再经州、道两级复核，最终送进中央统计局。

    税务总局则要把国营和地方附加收入分别核算，稍有差错，便会影响来岁各部预算。

    戴胄如今便坐镇税务总局。

    他原任户部尚书，政务院改组后，户部拆为财政、民政等机构，他则被调去主持税务。

    这个位置权责之重，仅次于财政中枢，若换成喜欢结党营私之人，李世民与李越绝不会放心。

    戴胄却恰好合适。

    此人办事严密，不肯通融，既不依附门阀，也没有刻意经营朝中派系。

    再加上精通钱粮账目，能把各道送来的混乱税册拆得清清楚楚，故而才能稳坐主官之位。

    这日午后，统计局终于送来了头批关键数据。

    李越翻开报告，看过数页后，身体不由得坐直了些。

    贞观十一年年全年岁入，粗估约为四千六百万贯。

    较上年增长接近四成。

    全国完成登记的人口已经逼近三千万，此外还有近百万归附外族人口尚在等待户籍分类。

    经地方丈量与卫星图修正，全国可核验土地约四亿亩，人均占地约十三亩有余。

    这些数字若放在数年前，朝中恐怕没人敢信。

    旧皇册登记人口不过一千多万，许多官员甚至据此判断大唐地广人稀，土地足够百姓分配数代。

    可新户籍制度推行后，贱籍陆续取消，隐户、逃户与长期依附豪强的人口渐渐浮出水面，登记人口自然迅速增加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旧册往往不将十二岁以下孩童列入正式统计。

    如今新法要求不分男女老幼，出生后便须登记，故而账面人口才会显得格外惊人。

    真正的人口增长约为三年新增六百万，平均每岁约两百万。

    其中增幅最显著的，便是都畿道与京畿道。

    两地全面推广仙粮后，粮价稳定，基层学校免去学费，医院与妇幼救助也逐渐建立，民间婚配与生育随之明显增加。

    统计局甚至在报告里专门提到，有些村庄近两载新生孩童太多，原有蒙学已经容纳不下，必须扩建校舍。

    李越看到这里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    老百姓不傻。

    过去不敢生是怕粮食不够让孩子病饿而死。

    如今仙粮确保家里饿不着，学堂又能让孩子免费读书，大唐处处都需要识字之人，多生几个孩子，反倒像是给全家未来多几份投资。

    这种账，百姓算得比许多坐在公房里的官员更明白。

    李越提笔在报告旁写下批注，要求教育部、卫生部与民政部根据人口增幅重新调整基层配置。

    他刚把报告放下，通政司又送来三封外邦国书。

    高句丽与安南先后上表称臣。

    两封国书的辞藻都极为恭敬，除了祝贺大唐平定西域、称颂天可汗武功外，真正想问的是仙粮。

    高句丽希望大唐准许其派遣农官前来学习仙粮的种植方法。

    安南则愿意献上香料、象牙、药材与珍木换取粮种以及数名大唐农学人员。

    第三封来自吐蕃。

    吐蕃使臣先是痛斥戒日王无礼，声称扣押大唐使者便是冒犯天可汗，又热切地表示，只要大唐有命，吐蕃愿意出兵翻越雪山，替大唐惩戒曲女城。

    国书写得恭顺，真正的意思却近乎直白。

    大唐若要收拾戒日王，吐蕃愿做前驱，只求跟着分些功劳与好处。

    李越揉了揉额角，在国书后写道：

    “安西已有全盘部署，吐蕃暂不可妄动，可将其请战之意知会吴王，高句丽、安南所求仙粮之事暂不可外授。”

    写完后，他将国书递给王德。

    “送去甘露殿，请陛下御览。”

    王德双手接过，躬身道：

    “殿下放心。陛下方才还问，统计局的岁末数字何时能够送去。”

    “告诉二伯，首批数据已经出来，待各部复核完毕，明日扩大会议后便会送上正式报告。”

    王德应声退下。

    李越刚端起已经凉透的茶，廊下忽然传来争论声。

    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房门打开，农业部尚书杨师道与交通部尚书段纶前后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杨师道曾任中书令与侍中，资历深厚，处事也颇为老练，政务院组建后，他没有进入核心决策层，却被调去主持农业部。

    这个安排表面像是远离中枢，实际却绝非贬谪。

    在如今的大唐，农业部掌管仙粮推广、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，重要程度仅在财政等少数部门之下。

    段纶的经历则更有意思。

    他原本便是工部尚书，工部拆分后，交通部先由李泰兼领，后来李泰认定工业更合自己的脾气，便主动与段纶调整职务。

    从此李泰主持工业部，段纶则成为交通部尚书。

    按规矩，两部各自提交预算即可，本不该争到总理大臣公房。

    可他们争执的根源，偏偏卡在职责交界处。

    段纶来岁打算修建大批铁路接驳道路，把县城或者码头与火车站连起来，还准备在主要产粮区修建硬化农路。

    杨师道也要在相同地区修水渠、机井、农业站与粮食烘干场。

    两部不但看中了相同的施工队与施工材料，连部分线路都发生重叠。

    交通部认为，凡是连接官道与车站的道路都该列入交通预算。

    农业部却认为，田间道路与粮食转运设施本就是农业体系，若交给交通部，必然优先照顾商路与城市，农田只能排在后面。

    更麻烦的是，地方配套资金有限。

    谁的项目先立项，谁便能先拿到州县摊付的钱粮。

    李越听完缘由，抬手示意两人坐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