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7年9月，里斯本—纽约

    里斯本比保罗想象的大。城里的房子密密麻麻，从海边一直铺到山上，白色的墙，红色的屋顶，在阳光下像一堆堆方糖。他们降落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，离城大约十几公里。保罗跳下飞机，脚踩在葡萄牙的土地上，觉得地是硬的，不像在飞机上那么晃。他蹲下来，摸了摸地面，草很干，土有点硬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我们到了里斯本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从飞机上爬下来，腿有点软。他五十二岁了，坐了十七个小时的飞机，骨头都快散了。他扶着机翼，站了一会儿，等腿不抖了，才开口。

    “这里离美国还有多远？”

    “从里斯本到纽约，大约五千公里。先飞到亚速尔群岛，再飞到纽约。亚速尔群岛在中间，离这里大约一千五百公里。”

    “飞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十个小时。”

    “那还要飞多久到纽约？”

    “从亚速尔群岛到纽约，三千五百公里。飞二十多个小时。中间不停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看着他。“你撑得住吗？”

    “撑得住。您给我煮了咖啡，喝了就不困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从口袋里掏出保温壶，摇了摇，没剩多少了。“到亚速尔群岛要加电池、加水。那里有人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。葡萄牙人。他们在岛上住了几百年了。”

    他们在里斯本休息了一天。保罗找到当地的葡萄牙官员，说明来意。官员们看着那架木头和帆布做的飞机，半信半疑。一个老将军问：“你从的里雅斯特飞来的？”保罗说：“是的。”老将军问：“飞了多久？”保罗说：“十七个小时。”老将军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可能。飞机飞不了那么久。”保罗笑了笑，没有争辩。他坐进座位，启动发动机，在机场上空飞了一圈。老将军看着那架飞机在天上转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电池。新的蓄电池，充满电。还有水、面包、咖啡豆。”

    “咖啡豆？”

    “雅各布要的。他煮咖啡。”

    老将军点了点头，派人去准备。第二天早上，电池送来了，四块，每块都有脸盆大。保罗把它们装进电池舱，用铁丝绑紧，接好电线。雅各布把咖啡豆磨成粉，装进保温壶，灌满热水。施密特帮保罗检查了蒙布和螺旋桨，伊洛娜在笔记本上写满了里斯本的见闻。

    “准备好了吗？”保罗站在飞机旁边，问大家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雅各布说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伊洛娜说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施密特说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莱奥说。

    保罗坐进驾驶座，系好安全带。所有人各就各位——雅各布挤在后排中间，左边伊洛娜，右边施密特；莱奥坐在前排副驾驶座。三台发动机同时启动，螺旋桨转了起来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。飞机滑行，起飞，离开葡萄牙的海岸，往西飞去。

    大西洋在下面，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，无边无际。保罗握着方向盘，看着仪表盘。高度一千米，速度一百二十公里每小时，电池电量百分之百。他算了算，到亚速尔群岛要十个小时，电量够用。但风可能会变，风向可能偏，他必须随时调整方向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您看，海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
    雅各布看着窗外。除了海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没有船，没有鸟，没有陆地。只有海，蓝的，深的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

    “海很大。”雅各布说。

    “比地中海大。”

    “大多了。”

    保罗笑了。“您怕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怕。”

    “您的手在抖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把手放在膝盖上。“好了。”

    “您每次都这样。手抖，说不怕。”

    “因为真的不怕。手抖是老了，不是怕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坐在后排，手里拿着笔记本，没有写。她看着海，心里想着贝尔塔。贝尔塔没看过海。如果她活着，会说：“海是没有岸的河。人站在海边，看不到对岸，就会觉得自己很小。小了好。小了就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伊洛娜姐姐，您在想什么？”保罗问。

    “在想贝尔塔。”

    “她如果活着，会喜欢这里吗？”

    “会。她喜欢大东西。大海，大飞机，大梦想。”

    保罗笑了。“我也是。我喜欢大东西。”

    五个小时后，海面上出现了云。不是薄薄的、棉花一样的云，而是厚厚的、灰色的、像山一样的云。云层很低，压在海面上，把前面的路挡住了。保罗皱起眉头，调转方向，想从云层上面绕过去。但云层太高了，他飞到一千五百米，还在云下面。他又飞到两千米，还在下面。他不敢再高了——飞机没有增压舱，飞到三千米以上，人会缺氧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有云。”

    “能绕过去吗？”

    “绕不过。太高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“穿过去。”

    保罗握紧方向盘，对准云层，冲了进去。一瞬间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窗外的海消失了，天空消失了，只有灰白色的雾，浓得像牛奶。飞机开始颠簸，上下左右地晃，像一片树叶在狂风中被吹着转。伊洛娜闭上眼睛，抓住雅各布的手。雅各布的手很瘦，但很稳。施密特紧紧抓着座位扶手，指节发白。莱奥坐在前排，一动不动，看着窗外的雾。

    “莱奥叔叔，您怕吗？”保罗喊道。

    “不怕。”

    “您的手在抖。”

    莱奥把手放在膝盖上。“好了。”

    保罗笑了。“您跟我父亲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哪里一样？”

    “不会说好听的。但说的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云层很厚，飞了整整半个小时才穿过去。当阳光重新照进驾驶舱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保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看了看仪表盘。电池电量还有百分之六十。方向偏了一点，他修正了一下，继续往西飞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过了云了。”

    “过了。”

    “您怕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怕。”

    “您的手还抖吗？”

    雅各布把手伸出来。不抖。

    “您怎么不抖了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过了云了。过了，就不怕了。”

    十个小时后，天边出现了一条线。不是海平线——海平线一直有。是陆地线。亚速尔群岛到了。保罗开始下降，飞机穿过云层，下面是一片绿色的岛屿，黑色的火山岩，白色的房子。他找了一片平坦的草地，降落了。

    亚速尔群岛是葡萄牙的领土，岛上住着渔民和农民。他们看着那架从天上落下来的机器，以为是天使，纷纷跪下来祈祷。保罗从飞机上跳下来，用意大利语跟他们说话，但岛上的人听不懂意大利语。他比划着，指了指飞机，指了指自己，指了指天上。一个老人走过来，用手摸了摸机翼，然后跪下来，双手合十。

    “不是天使，”保罗说，“是人。造飞机的人。”

    老人听不懂。但他看着保罗的眼睛，笑了。

    他们在亚速尔群岛休息了一天。岛上的葡萄牙人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和水，还有人主动帮他们检查飞机。保罗用岛上渔船的帆布修补了蒙布上被风吹破的几个小洞，又换了一块新的电池。雅各布煮了咖啡，岛上的人从来没喝过这样的咖啡，有人说是“神的饮料”。雅各布笑了，说：“不是神的。是人的。人煮的。”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明天飞纽约。”保罗站在海边，看着西边的天空。

    “飞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二十多个小时。中间不停。”

    “你撑得住吗？”

    “撑得住。您给我煮了咖啡，喝了就不困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从口袋里掏出保温壶，拧开盖子，递给他。保罗喝了一口。咖啡是热的，不苦，有果香，有酸味，还有一点甜。

    “好喝。”

    “真的？”

    “真的。比岛上的好喝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笑了。“那当然。岛上的不会煮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清晨，保罗起飞了。三台发动机轰鸣着，飞机离开亚速尔群岛，往西飞去。这一次，他面对的是真正的大西洋。三千五百公里，没有任何陆地，没有任何停靠点。只有海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

    飞机飞到一千五百米的高度，保罗调整了一下方向，对准纽约。他手里没有精确的导航仪，只有一个指南针和一张地图。地图上标着纽约的经纬度，他要靠指南针和目测来保持航向。如果偏了，就可能飞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。他不敢偏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您说，纽约是什么样的？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没去过。”

    “伊洛娜姐姐，您知道吗？”

    伊洛娜想了想。“很大。很多高楼。很多人。很多船。自由女神像站在港口，手里举着火把。”

    “莱奥叔叔，您说过，自由女神像很大，很高。”

    莱奥点了点头。“比炮台高。”

    “比您的咖啡馆高。”

    莱奥笑了。“当然。我的咖啡馆只有这么高。”

    飞机继续往西飞。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挂在南边，然后往西边落。天黑了，星星出来了，保罗打开了煤油灯。昏黄的光照在仪表盘上，照在他的手上。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机油渍，指甲缝里嵌着木屑。三十多年了，还是这样。

    “保罗，你困吗？”伊洛娜问。

    “不困。”

    “你飞了十个小时了。”

    “十个小时，不长。还有十几个小时。”

    “你吃得消吗？”

    “吃得消。您跟我说话，我就不困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跟他说话。说她小时候在布达佩斯，说她母亲，说贝尔塔，说卡尔，说维也纳。她说了很久，说到嗓子哑了，说到天边泛起一线白光。

    太阳又从东边升起来了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保罗看了看仪表盘，电池电量还有百分之四十。速度每小时一百一十公里——顶风，比预计的慢。他修正了航向，继续飞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您看！”他指着前方。

    雅各布抬起头，看见了海岸线。不是模糊的、若隐若现的线，而是清晰的、实实在在的线。绿色的陆地，白色的房子，高楼，烟囱，船。船很多，大大小小，停在港口里，像一群灰色的鱼。

    “纽约。”保罗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说梦话。

    他开始下降。飞机穿过云层，下面是纽约港。他看见了自由女神像——很大，很高，手里举着火把，在晨光中闪着绿色的光。他飞过女神像，往内陆飞，找了一片空地，降落了。

    轮子着地，滑了一段，停了。

    保罗坐在座位上，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“纽约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    他解开安全带，从座位上跳下来，站在美国的土地上。草是绿的，土是黑的，空气里有汽油和海水混合的味道。他蹲下来，用手摸了摸地面。草很软，土有点湿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我们到了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从飞机上爬下来，腿软，站不稳。他扶着机翼，看着周围。几个美国人围过来，穿着西装，戴着帽子，手里拿着相机。他们看着那架木头和帆布做的飞机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    “你从欧洲飞过来的？”一个人用英语问。

    保罗听不懂。他笑了笑，指了指飞机，指了指天上。那个人又问了一句，保罗还是听不懂。雅各布走过来，用他蹩脚的英语说：“From Austria. Flew across the ocean.”（从奥地利。飞过了大洋。）

    那些人瞪大了眼睛。有人跑去找记者，有人跑去找官员。不到一个小时，保罗的飞机周围围了几百个人。警察来维持秩序，记者来拍照，官员来问话。保罗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他只想喝一杯咖啡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有咖啡吗？”

    雅各布从飞机上拿下保温壶，摇了摇，空了。“没了。落地前喝完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“找咖啡馆。美国也有咖啡馆。”

    他们找到了一家咖啡馆，在纽约的一条小街上。门面不大，招牌上写着“Joe’s Coffee”。雅各布走进去，用英语说：“Five cups of coffee.”老板看着他们，犹豫了一下，倒了五杯。雅各布端起来，喝了一口，皱起眉头。“不好喝。”他说。保罗也喝了一口。“比您的差远了。”他说。雅各布笑了。“那当然。美国人不认识我。”

    他们住在纽约的一家小旅馆里，在布鲁克林，离港口不远。房间不大，五个人挤两间房。保罗和莱奥一间，雅各布和施密特一间，伊洛娜一个人一间。伊洛娜说，她是女人，有特权。施密特说，你老了，算什么特权。她笑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纽约的报纸登了头条——“奥地利人驾飞机横渡大西洋，降落纽约”。报纸上登了保罗的照片，他穿着皮夹克，戴着风镜，站在飞机旁边，看起来不像一个三十二岁的人，倒像二十出头。记者采访他，雅各布当翻译。记者问：“你为什么要飞过大西洋？”保罗说：“因为海在那里。”记者问：“你花了多长时间？”保罗说：“从的里雅斯特到纽约，一共飞了三天，中间停了两次。”记者问：“你怕吗？”保罗说：“不怕。我的朋友在飞机上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在旅馆里写她的笔记。她写道：“纽约很大。比维也纳大，比布达佩斯大，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。楼很高，人很多，车很快。自由女神像站在港口，手里举着火把。她看着海，看着欧洲。她在等。等那些从欧洲来的人。等那些从旧世界逃到新世界的人。保罗飞过来了。不是逃，是飞。他飞过了海，飞到了新世界。新世界，旧世界，都是世界。人在哪里，世界就在哪里。”

    “伊洛娜姐姐，您写完了吗？”保罗站在她门口。

    “写完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们去喝咖啡。找一家好喝的。”

    “美国没有好喝的咖啡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们就自己煮。雅各布带了豆子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笑了。“对。雅各布带了豆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