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广平一边记，一边问。

    “第三还是签免责书？”

    “先确认患者有没有能力做决定。”

    “意识不清，精神状态异常，或者明显无法理解风险，不能只让本人签。”

    “要联系法定家属。”

    郭青黛正站在后排听。

    她开口补充。

    “还应该记录患者复述。”

    “不能只是医生说完，问一句听清楚没有。”

    林长生看了她一眼。

    “怎么记录？”

    “让患者用自己的话说一遍。”

    “确认他知道自己拒绝的是什么，也知道可能发生什么。”

    韩笑马上将这一条写下。

    何景舟想了想。

    “如果患者不愿意复述呢？”

    “写进记录。”

    林长生说道。

    “拒绝就是拒绝。”

    “不能替他写明白了。”

    “第四，所有高风险拒绝诊疗都要录像。”

    “画面里至少要有患者本人、告知医生和一名见证医务人员。”

    “家属在场，也要记录家属意见。”

    赵广平问道。

    “每个科室都要装设备？”

    “高风险谈话可以集中到有设备的谈话室。”

    “急诊无法移动的，在床边使用医院专用记录设备。”

    “不能拿私人手机拍。”

    这一点很重要。

    私人手机拍摄以后，视频容易外泄。

    患者信息也难以管理。

    医院专用设备则直接上传加密服务器。

    任何人调取，都有记录。

    韩笑继续整理。

    “第五，患者签字以后，医院保留原件。”

    “转诊单必须交给患者一份。”

    “对方不拿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赵宁问道。

    “拍照记录。”

    林长生回答。

    “把转诊单放到他面前。”

    “明确告诉他，改变主意可以随时去指定医院。”

    “他拒绝拿，也写清楚。”

    “第六。”

    林长生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高风险患者离院后，在不耽误正常诊疗的前提下，做一次电话提醒。”

    赵广平有些意外。

    “已经拒绝了，还要打电话？”

    “打一次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追着劝。”

    “是确认人有没有到上级医院。”

    “联系不上或者继续拒绝，同样留档。”

    韩笑想起彭国顺。

    如果当时离院后再打一次电话，未必能够改变结果。

    但至少能够让医院知道患者仍在家中服用所谓秘方。

    遇到极端危险情况，也可以再次明确提醒。

    何景舟问。

    “如果患者觉得医院骚扰呢？”

    “只打一次。”

    “流程里写清楚。”

    “高风险拒绝诊疗，不是医生把责任推出去就结束了。”

    林长生看向几名年轻人。

    “该劝的要劝。”

    “该留的要留。”

    “该停的时候也要停。”

    “不能一天打十个电话，逼着人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也不能签完字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”

    诊室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这些要求比一张免责声明复杂得多。

    真正执行起来，也会增加医生工作量。

    可每一步都不是为了把责任甩给患者。

    而是确保患者做出决定时，知道自己正在拒绝什么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当天中午，赵广平召集全院各科室负责人开会。

    会议没有只讨论彭国顺事件。

    而是将“高风险拒绝诊疗管理流程”单独列成制度。

    急诊。

    内科。

    外科。

    妇幼。

    中医门诊。

    住院观察区。

    所有可能遇到高风险拒绝诊疗的科室，都必须执行统一标准。

    韩笑负责讲解病例。

    她没有评价曹桂芬。

    只按照时间顺序，把接诊中的关键节点列出来。

    初始症状。

    查体结果。

    临床判断。

    转诊建议。

    风险告知。

    患者拒绝。

    文书签署。

    后续病情恶化。

    术后会诊。

    讲到最后，她在屏幕上放出新流程。

    【高风险拒绝诊疗六步管理】

    【一，记录风险判断依据】

    【二，明确告知具体后果及建议方案】

    【三，确认患者决策能力与理解程度】

    【四，全程录像并完成见证签字】

    【五，交付转诊资料，记录拒收情况】

    【六，离院后完成一次必要随访提醒】

    急诊科一名年轻医生看完以后问。

    “患者特别急躁，根本不给我们说完的时间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林长生坐在会议桌一侧。

    “能说多少说多少。”

    “把对方拒绝沟通的过程留下。”

    “制度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听话。”

    “只能保证该做的事情有人做。”

    妇幼科医生提出另一个问题。

    “孕妇本人同意转诊，丈夫和婆家反对，听谁的？”

    “患者意识清醒，听患者本人。”

    “除非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紧急代理情形。”

    “家属意见可以记录，但不能替患者作决定。”

    赵广平又强调。

    “医院办公室会统一印制表格。”

    “所有科室使用同一版本。”

    “专用录像谈话室本周内完成改造。”

    “信息科设置双重备份，任何调取都要留痕。”

    “涉及患者隐私的资料，未经审批不能复制，更不能对外发送。”

    会议持续了接近两个小时。

    结束以后，每个科室都拿到了一份试行流程。

    第二天开始，医院组织了三次模拟训练。

    一组扮演急性胸痛拒绝住院的患者。

    一组模拟儿童高热，家属拒绝转诊。

    还有一组模拟外伤后疑似颅内出血，患者坚持回家。

    医生不仅要说明风险。

    还要判断患者是否真正听懂。

    第一次演练时，不少人说得很快。

    医学术语很多。

    “存在进行性恶化可能。”

    “建议完善相关检查。”

    “必要时进一步处理。”

    这些话听起来规范。

    真正让普通人复述时，对方却根本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。

    林长生站在后面听完，直接说道。

    “重新说。”

    模拟医生有些尴尬。

    “哪里有问题？”

    “你告诉他脑子里可能出血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说了存在颅内损伤风险。”

    “他听得懂？”

    年轻医生重新组织语言。

    “你现在头部受过撞击，虽然还能走路，但脑子里面可能有慢性出血。”

    “出血一旦增多，会出现昏迷、抽搐，严重会死亡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建议立即去县医院做头部检查，并留院观察。”

    这一次，扮演患者的人很快便复述出来。

    林长生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这才叫告知。”

    几轮训练下来，年轻医生逐渐明白。

    规范不是把话说得更复杂。

    而是把事情说得足够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