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底。

    轧钢厂的夏天热得早。

    车间里的鼓风机从早转到晚，工人们的工装湿了干、干了湿，后背上全是白色的盐渍。

    但没人抱怨。

    因为机床不停。

    二十四台改造完毕的机床分布在三个车间里，三班倒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转。

    切削液的气味弥漫在整个厂区，空气里混着金属和机油的味道。

    特种钢成品从产线上源源不断地下来。

    先是堆满了成品仓库。然后仓库外面的月台也堆满了。再然后，连月台旁边的空地上都码起了整整齐齐的钢材垛子，用油布盖着，一排接一排。

    仓库管理员老冯急得嘴上起泡。

    他跑去找后勤科，后勤科说没有多余的库房了。他又跑去找车间主任老赵，老赵两手一摊：“我管生产，仓库的事你找后勤。”

    老冯站在空地上，看着越堆越高的钢材垛子，一天跑三趟后勤科催发货单。

    催也没用。运输科的卡车从早跑到晚，国防单位的提货单排着队，一天拉走二十吨，产线一天出五十吨。

    越拉越多。

    老冯最后没辙了，找了块红漆在空地边上的水泥墩子上刷了四个大字——禁止堆放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上来一看，字还在，旁边又多了三垛钢材。

    他把刷子一扔，不管了。

    七月一号，星期一。

    李旗峰坐在办公室里，桌上摊着一份刚出的六月份月度生产报表。

    他看了三遍。

    第一遍，他以为统计科算错了。

    第二遍，他拿出去年同期的报表，一行一行对着核。

    第三遍，他把计算器摁了两遍，得出同一个数字。

    特种钢月产量：一千五百二十吨。

    去年六月份的数字：一百八十九吨。

    他算了一下倍数。

    八倍。

    整整八倍。

    李旗峰把报表拿起来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来。他在办公室里转了两圈，坐不住了。

    他夹着报表出了门，沿着走廊小跑到杨厂长办公室，门都没敲就推开了。

    杨厂长正在跟保卫科的人说事，被推门的动静吓了一跳。

    “老李？你——”

    “杨厂长，你看这个。”李旗峰把报表拍在桌上。

    杨厂长看了他一眼，低头扫了一遍报表。

    保卫科的人识趣，起身出去了，顺手带上门。

    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
    杨厂长摘下眼镜，揉了揉鼻梁，重新戴上，又看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一千五百二十吨？”

    “一千五百二十吨。”

    杨厂长往椅背上靠了靠。

    “去年同期一百八十九。”李旗峰把去年的报表也掏出来，并排摆在桌上，“八倍。成品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三。废品率千分之七。”

    杨厂长没说话，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几下。

    李旗峰在他对面坐下来，声音压低了一点：“杨厂长，你想想，这还只是把老机床做了技术升级。”

    “设备底子没变，还是那批五十年代的苏联货。换句话说，只是把软件和控制系统换了一遍。”

    杨厂长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等红星厂那边的数控机床铺过来呢？”

    李旗峰把两份报表摞在一起，“那可不是在老底子上修修补补了，是整台换新。到时候产值翻多少倍，我都不敢往下算。”

    杨厂长端起桌上的茶缸子喝了一口，放下。

    “这份报表，报上去了没有？”

    “还没有。我先给你看。”

    “报。今天就报。冶金部、一机部，各送一份。”

    杨厂长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走了两步，“另外，让宣传科拟个稿子，厂区广播通报一下。不用太长，把数字说清楚就行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一个事。”杨厂长转过身，“陈卫东的名字，点上去。”

    “那当然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‘那当然’。”

    杨厂长看着他，“我要通报里头写清楚——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，谁的功劳。不是厂领导英明，不是全体职工努力，是陈卫东搞的技术革新。白纸黑字，写明白。”

    李旗峰点头，夹起报表出去了。

    下午两点。

    轧钢厂厂区的大喇叭响了。

    “全厂干部职工注意，全厂干部职工注意，下面播报一则特大喜讯——”

    车间里的工人抬起头。食堂里正在收拾桌子的大师傅停下手里的抹布。门卫室里打瞌睡的老头儿被吵醒了。

    “经统计科核算，我厂一九七八年六月份生产报表数据如下。”

    “特种钢总产量一千五百二十吨，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百零四，创建厂以来历史最高纪录。成品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三，废品率千分之七，均达到国内同行业最优水平。”

    “该成绩已获冶金工业部通报表扬。”

    广播员念到这里，停了两秒，翻了一页纸。

    “经厂党委研究决定，对本次技术革新做出突出贡献的借调技术人员陈卫东同志，予以全厂通报表彰。”

    “陈卫东同志自借调以来，主持完成全厂二十四台老旧机床的数控化升级改造，使我厂特种钢加工能力实现质的飞跃，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”

    “以上通报，连播三遍。”

    一车间里，王德顺把千分尺放下，歪着头听完了第一遍。

    旁边的年轻工人小声嘀咕：“八倍？真的假的？”

    王德顺没搭理他，拿起千分尺继续量零件。

    八倍什么的，他不意外。这一个月的活儿他天天在干，出了多少货他心里有数。只不过数字凑到一块儿写在纸上，听着吓人罢了。

    三车间，贾东旭听完广播，把手里的扳手往工具箱里一丢。

    旁边工友还在议论：“这个陈卫东也太猛了吧？借调一个月，把咱们厂翻了个底朝天——”

    “嗐，你才知道？”另一个工友接话，“上回冶金部田司长来视察，杨厂长都在后面跟着走，陈工走最前面。”

    贾东旭弯腰从工具箱里翻找另一把扳手，没参与讨论。

    八倍。一个月。二十四台机床。

    他跟陈卫东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。

    他现在是三级钳工，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。

    隔壁工位，刘胜利低着头，一声不吭地操作机床。广播的声音在车间里回荡，连播三遍，每一遍都有陈卫东的名字。

    他把进给手柄推到底，盯着转动的工件，耳朵里全是那三个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