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7年9月，纽约

    他们在纽约待了五天。

    五天里，保罗成了名人。报纸上天天有他的名字，街上有人认出他，冲他喊“Flyer！Flyer！”他听不懂，只是点头笑笑。雅各布说，他们在叫你“飞人”。保罗说，我不是飞人，我是造飞机的。雅各布说，造飞机的人，也是飞人。你飞过了大洋，你就是飞人。

    美国人的热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有人请他们吃饭，有人请他们演讲，有人请他们试飞。保罗拒绝了大部分邀请，只去了一个地方——自由女神像。他站在女神像的脚下，仰着头，看着那尊巨大的铜像。她的手举得很高，火把指向天空。海风吹过来，吹得她的袍子猎猎作响。

    “莱奥叔叔，您看，自由女神像。很大，很高。”

    莱奥站在他旁边，也仰着头。他的腿疼，站着吃力，但他不肯坐。“比炮台高。”

    “比您的咖啡馆高。”

    莱奥笑了。“当然。我的咖啡馆只有这么高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站在后面，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她写道：“自由女神像，不是美国的。是法国人送的。法国人送她，因为美国人要自由。自由是什么？自由是能说自己的话，能写自己的字，能飞自己的飞机。保罗飞过来了。他自由了。但他还要飞回去。回去，不是不自由。回去，是因为有人在等他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站在旁边，看着女神像，沉默了很久。“伊洛娜，你说，马蒂奇能看到这个吗？”

    “看不到。但他能想到。他种了一辈子土豆，没出过克罗地亚。但他能想到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他写信。信里说，保罗飞过海，给他寄一张自由女神像的照片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——他在纽约买的，自由女神像的明信片。背面写着一行字：“马蒂奇军士长，这是自由女神像。保罗飞到了。施密特。”

    “你寄了吗？”伊洛娜问。

    “没有。不知道地址。他搬家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留着。下次去看他，带给他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把明信片放回口袋。“下次。下次一定去。”

    第五天，保罗决定飞回去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他想回去，是因为他必须回去。他的飞机停在纽约郊外的一片空地上，蒙布上落满了灰，孩子们在机翼下面跑来跑去。他怕他们弄坏了蒙布，每天早上都去检查一遍。孩子们看着他，问他是不是天使。他听不懂，笑了笑，坐进座位，启动发动机，在空地上空飞了一圈。孩子们追着飞机跑，喊着“Angel！Angel！”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该走了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站在旅馆门口，手里提着皮箱。皮箱很旧，边角磨破了，但还结实。里面装着他的咖啡壶、咖啡豆、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那枚英国便士——三十年前一个水手留下的。他把那枚便士放在空瓶子里，跟野菊花放在一起。现在野菊花没了，空瓶子还在。

    “东西都带齐了？”

    “带齐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走吧。”

    他们坐马车去空地。马车穿过纽约的街道，经过高楼、商店、工厂、烟囱。伊洛娜看着窗外，心里想着维也纳。维也纳没有这么高的楼，没有这么多的人，没有这么快的车。但维也纳有海？不，维也纳没有海。维也纳有多瑙河。河不是海。河有岸，海没有。

    “伊洛娜姐姐，您在想什么？”保罗问她。

    “在想维也纳。”

    “想回去吗？”

    “想。也不想了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那里有我的过去。但我的现在在这里。在飞机上。”

    飞机准备好了。蒙布擦干净了，电池换新的了，发动机检查过了。保罗坐进驾驶座，系好安全带。雅各布挤在后排中间，左边伊洛娜，右边施密特。莱奥坐在前排副驾驶座。所有人都坐好了。

    “准备好了吗？”保罗问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雅各布说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伊洛娜说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施密特说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莱奥说。

    保罗握住方向盘，踩下油门。三台发动机同时启动，螺旋桨转了起来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。飞机滑行，起飞，离开纽约，往东飞去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他面对的是大西洋。三千五百公里，没有任何陆地，没有任何停靠点。只有海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但他不怕。他飞过来一次了，能飞过去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您说，的里雅斯特还在吗？”

    “在。炮台在，咖啡馆在，海在。”

    “人也在？”

    “人也在。施密特在，我在，莱奥在，伊洛娜在。都在。”

    保罗笑了。“对。都在。”

    飞机飞到亚速尔群岛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保罗降落在同一片草地上，岛上的人认出他，围过来，递给他食物和水。一个老人问他，美国是什么样的？他听不懂，雅各布帮他翻译：“很大。很多高楼。很多人。自由女神像站在港口，手里举着火把。”老人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也想去。”保罗说：“我带你。”老人笑了，说：“我老了。飞不动。”保罗说：“你坐我旁边。不用动。”老人摇了摇头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他们在亚速尔群岛休息了一晚。第二天早上，保罗继续飞。从亚速尔群岛到里斯本，一千五百公里，飞了十个小时。从里斯本到的里雅斯特，两千公里，飞了十七个小时。当他看见的里雅斯特的海岸线时，太阳正在往下沉，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。

    他开始下降。飞机穿过云层，下面是炮台。他看见了那七门旧炮，看见了围墙上站着的人——不是雅各布，不是莱奥，不是伊洛娜，不是施密特。他们在飞机上。站在围墙上的是几个年轻的士兵，他们仰着头，看着那架从西边飞来的飞机，挥着手。

    保罗降落了。轮子着地，滑了一段，停了。

    他坐在座位上，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“回来了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    他解开安全带，从座位上跳下来，站在炮台的土地上。风还是那个味道，咸咸的，腥腥的。海鸥还是那些海鸥，蹲在炮管上，缩着脖子，嘴巴微微张开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我们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从飞机上爬下来，腿软，站不稳。他扶着机翼，看着那间咖啡馆。招牌还在，“炮台咖啡馆”，字迹模糊了，但还能认出。他走进去，拿起咖啡壶，煮了一壶咖啡。香味弥漫开来，飘到外面，飘到围墙上，飘到海边。

    “好香。”保罗走进来，端起一杯咖啡，喝了一口。

    “好喝。”

    “真的？”

    “真的。比美国的好喝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笑了。“那当然。美国人不会煮。”

    1907年秋天，保罗飞过大西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。报纸上登着他的照片，有人称他为“帝国的骄傲”，有人称他为“人类的奇迹”。皇帝从维也纳发来贺电，说他是“奥地利最优秀的儿子”。保罗看了贺电，没有说话。他把电报折好，放进口袋，继续修他的飞机。

    “保罗，你不高兴吗？”施密特问他。

    “高兴。”

    “你脸上没笑。”

    “心里笑了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叹了口气。“你这个人，跟你莱奥叔叔一样。心里笑，脸上不笑。”

    保罗笑了。“他教的。”

    1914年，春天。

    七年过去了。保罗四十岁了。他的飞机换了好几代，现在的这架翼展四十米，有四台发动机，能坐二十个人。他本来想再飞一次美国，带更多人去看自由女神像。但帝国不太平了。报纸上天天在说战争，说塞尔维亚人要闹，说俄国人要打，说德国人要帮。保罗不懂政治，他只知道，风不对了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风不对了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六十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驼了，但还在煮咖啡。他每天煮，每天擦杯子。杯子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但那个空瓶子还在柜台上，里面插着野菊花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。

    “什么风？”

    “东南风。三级。但云不对。云是黑的。黑云会下雨。”

    “下雨就收衣服。飞机收进机库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下雨。是打仗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放下杯子，看着他。“你怕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怕。怕也没用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担心吗？”

    “担心。担心飞机被征用。军队要飞机，我挡不住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。“那你就把飞机藏起来。藏到打完了再拿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藏哪？”

    “藏山里。的里雅斯特后面有山，山里有洞。藏进去，没人找得到。”

    保罗想了想。“好。藏山里。”

    1914年6月28日，萨拉热窝。

    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传到炮台的时候，保罗正在机库里修飞机。施密特从营房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份电报，脸色发白。

    “保罗！大公被杀了！在萨拉热窝！”

    保罗放下扳手，看着他。“谁杀的？”

    “塞尔维亚人。一个学生，叫普林西普。”

    保罗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会打仗吗？”

    “会。一定会。”

    保罗走到机库门口，看着天空。天空很蓝，蓝得有点假，像一幅画。海鸥在头顶盘旋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风从东边吹来，凉凉的，稳稳的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”他对着空气说，“风不对了。”

    没有人回答。但他觉得，雅各布在听。